提起永利街，記者便想到電影、重建，以及保育。
短短的街道全是舊式數層唐樓建築，曾經鮮艷的大門窗框只留下斑駁剝落的灰暗色調，十室九空，外頭綁着的白布紅字抗議橫額隨風飄揚。
黃昏時只剩一號的偉志印刷公司還亮起燈，打開大門做生意。不，平日下午六時，店就關門，今天應Art walk 之邀，特地開店至晚上十點，讓遊人參觀香港僅存的執字粒活版印刷技術。
店內有兩老，頭髮花白的是老闆李澤裕，另外一位是陪他打拚數十年的老伴。
一座機器價錢足可買一單位
八十三歲的李伯，自十多歲拜師入行便待在印刷這行頭，一做六十多年，講起印刷業興衰，他一臉驕傲地說︰ 「印刷是文化先鋒，商業指標。」記者甫入門便被牆邊木櫃上壯觀的灰黑字粒、一大座長身的黑色機器，還有數部說不出名字的印刷機器所吸引，李伯笑說︰ 「最大座的是德國活版印刷機，跟了我幾廿年，現在還可以用。」
在四十年代，活版印刷機價值十多萬，當時這筆錢可買起嘉咸街一個單位綽綽有餘，現時已升值近千萬。他這輩子的投資全部在店中，樓也無買一層，「入得這行，就要敬業樂業。」李伯回憶道︰ 「十多歲拜師學藝，做印刷學徒，大舖不選，專選小店，貪可以學多些東西。」他一腳踢，朝九晚九，舉凡送貨、清潔什麼都要做。
「師傅總會留有一手，我學了兩年，字粒也未碰過。」他膽粗粗決定落重本，買機器買字粒自立門戶， 「學無前後，達者為先。執字粒可以自己慢慢摸。英文字粒不難執，中文字難得多。」
「初時字粒要由英國進口，好貴，每次訂貨都要上萬元。」當時做得最多就是洋行生意，印商業發票、訂貨單等，其次是印英文會話筆記， 「那時好多人都不識英文，大家都走去學，好多英文學堂。」
數以千計字粒閉眼也識分
李伯拉開木櫃抽屜，指着一格格的字母粒解說， 「字粒要一副一副買，要用兩個A字，就要買兩副，如此類推。用得最多就係A、E、I、O、U。」幸好後來香港終於自行生產字粒賣，成本平得多。
「牆上兩大方格架子，放上最常用的中文字粒，位置固定的，我閉上眼也知是什麼字。」記者見字粒以千計，除了充滿黑漆漆的油墨痕迹之外，鏡象的字體，絕不易辨認， 「就像你用電腦一樣，打字打得多都知位置啦，工多藝熟。」
「這區最輝煌時期有六十多間印刷店，不過自從七十年代出現柯式印刷、電腦之後，加上高地價，所存無幾。」李伯一臉唏噓地環顧着店中各個角落。
永利街得以成功保存，一眾保育香港歷史建築之士當然飲得杯落，居民卻十分無奈， 「牆又不是用水泥做，經常滲水，廁所更麻煩，經常塞，修來都嘥氣。打風時我都怕吹冧（唐樓），你看三號的窗就快吹跌啦。」
「我記得清清楚楚，十四年前傳出收購消息，大家都好高興等收樓賠償，都五十幾年樓齡啦。誰知一拖再拖，大家都七老八十，等吓等吓有六七個人走了（去世）。」
保育非所願寧建博物館
李伯說數年前冷氣壞了也不想浪費錢換，「現在又話保育不收樓，搞來搞去，大熱天時，辛苦的又是自己。」既然樓收不成，李伯便去信政府建議成立印刷博物館， 「政府都有派人來傾，轉頭寄信過來，話多謝我願意捐出機器、字粒，政府會好好收藏云云。」博物館之事則隻字未提，李伯氣憤難當地回信反映意願，自此石沉大海。
「這些機器、字粒跟了我大半世，養起至少五家人，係我僅有的資產，我怎會捐出去！」加上有學者和專家告誡李伯千萬不要捐出機器字粒，皆因他們經驗所得，捐給政府就再無機會重見天日，白白浪費這些珍貴寶物。
「政府又話保育，結果講一套做一套，傾也不想傾，根本毫無誠意！」李伯現在樂得當個活字印刷的導賞員， 「香港所有大學學生都有來參觀過，也有不少學者、教授來過，遊客更是多得不得了。」
「有博物館至少可以讓下一代認識活版印刷，我們老了走了，扔晒機器字粒就什麼都沒有啦。」靠人不如靠己，李伯夫婦八十多歲也不願退下來安享晚年，每天撐起尚算硬朗的身子，打開大門，為的是傳承就快消失的活字印刷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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